2026年10月1日，我向最高法、检察院、纪委监委举报控告法官马军
（目前本案的核心看点：怎样把应当由高级法院终审的案件，变成由中级法院终审的案件？怎样降低审级？）
案情简介：上海电信以我的手机号码涉诈异常为由，再次把我的手机停机，我认为我是无辜的，于是我再次向上海通信管理局提交履职申请，要求上海通管局责令上海电信向我道歉，并把我的手机复机；上海通管局不支持我的诉求，给出的理由是：中国电信不需要拿出我诈骗的事实、不需要拿出我诈骗的证据，不需要告知我停机的具体原因，只要上海电信的监测模型认为我的手机号码涉诈异常，中国电信机就有权把我的手机停机，并需要我自己操作复机；我不服，向工信部申请行政复议，因工信部逾期没有作出复议决定，我向北京一中院提起行政诉讼，请求确认工信部逾期违法。北京一中院立案后，工信部随后作出复议决定，我不服，向北京西城法院起诉撤销复议决定，北京西城法院刚刚作出一审判决，北京一中院和北京高院依据西城法院还没有生效的一审判决，没有开庭，直接裁定驳回了我的起诉，我不服，目前准备申请再审。下面是事件的完整经过：
2025年6月27日，上海电信又把我的同一个手机号停机了；6月28日，我再次向上海市通信管理局邮寄《行政履职申请书》；8月27日，上海市通信管理局作出《答复意见》；8月28日我向工信部申请行政复议；11月3日，我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起诉，要求确认工信部违法；11月18日，我向北京高院投诉北京一中院不立案；11月19日，北京法院短信告知我——8个工作日内答复；11月22日早上，我向北京市高级法院邮寄《行政起诉状》；11月22日晚上，我收到北京一中院邮寄给我的《交纳诉讼费用通知书》；11月28日下午，工信部打电话给我，撤诉，不急；11月28日晚上，收到北京一中院邮寄给我的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》；12月19日，北京一中院向我邮寄送达被告《答辩状》，
2026年2月10日，北京第一中级法院来电劝说，我坚决不撤诉；4月21日，我向北京一中院线上提交《原告的意见》；5月16日，我又向北京一中院法官留言，审理期限即将到期；5月18日，北京一中院向我电子送达《变更合议庭成员告知书》；5月22日，北京一中院向我邮寄送达《行政裁定书》，驳回起诉；5月24日，我向北京一中院线上提交《判后答疑申请书》；5月25日，我向北京一中院邮寄提交《行政上诉状》；6月15日，我向我向最高法、检察院、纪委监委举报控告法官魏浩锋；7月16日上午，我向北京一中院电话咨询二审立案情况，回复已移交；7月16日下午，北京高级法院电话通知二审已经立案；9月21日，北京高级法院向我线上送达裁定书，驳回上诉；9月24日，我向北京高级法院线上提交《判后答疑申请书》；10月1日，我向最高法、检察院、纪委监委举报控告法官马军；目前准备申请再审，
我是李波，身份证号码：420122XXXXXXXX5835，电话号码：188XXXX3871，我要实名举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法官马军，恶意串通北京西城区法院压低审理级别、恶意认定事实错误、恶意适用法律错误、恶意枉法裁判、拒不判后答疑，事实与理由如下：在（2026）京行终6629号案件中，
一，案涉法官马军没有依法参照指导性案例同案同判，属于恶意事实认定错误、恶意法律适用错误、恶意程序违法、恶意枉法裁判。举报人在二审中明确主张：本案与最高人民法院第26号指导案例的案件基本事实、争议焦点及法律适用具有高度相似性。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第九条：检索到的类案为指导性案例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参照作出裁判。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统一法律适用加强类案检索的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》第十条：公诉机关、案件当事人及其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等提交指导性案例作为控（诉）辩理由的，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……。本案中，举报人提交了指导性案例作为诉辩理由，案涉法官马军既不参照指导性案例作出裁判、同案不同判；又在同案不同判的情况下，拒不在裁判文书说理中回应是否参照并说明理由，属于恶意程序违法、恶意枉法裁判。
二，马军可能开创了中级法院魔幻操作新纪元——怎样把应当由高级法院终审的案件，强行压低到由中级法院终审？怎样压低审级？怎样让先立案的案件属于重复起诉，让后立案的案件不属于重复起诉？怎样做到“前人先乘凉，后人后种树”？马军可能给出了史无前例教科书般的答案。
本案中，因被上诉人工信部逾期没有作出复议决定，上诉人向北京一中院起诉工信部确认违法；工信部收到上诉人的起诉状后，作出复议决定；上诉人不服复议决定，向北京西城区法院起诉撤销复议决定。2个案子，北京一中院立案在前，北京西城法院立案在后。原本应当由北京一中院审理工信部是否逾期作出复议决定，但北京一中院串通北京西城法院，恶意拖延不开庭审理，恶意等待后立案的北京西城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再立马依据后立案的北京西城法院作出的一审未生效判决，在本案审理期限的最后一天，匆匆忙忙裁定驳回上诉人的起诉。导致原本应当由高级法院终审的行政案件，直接降级为中级法院终审的案件——因为，对于工信部是否“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”这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，实际上只经历了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的实体审理，也就是北京西城法院一审和中级法院二审的实体审理；却并没有经过高级法院的实体审理。案涉法官马军为了不让被上诉人工信部败诉、为了压审级，真是绞尽脑汁、煞费苦心。属于恶意串通北京西城区法院压低审级、恶意认定事实错误、恶意适用法律错误、恶意枉法裁判，性质极其恶劣、情节极其严重，触目惊心、令人发指。
三，依据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》第七十条规定，只有生效的裁判文书才能作为定案依据，案涉法官马军把没有生效的一审判决书作为本案定案依据，属于恶意认定事实错误、恶意适用法律错误、恶意枉法裁判。
四，本人在收到本案裁定书后，向案涉法官马军提交了《判后答疑申请书》，但案涉法官马军拒不判后答疑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第十条，拒不判后答疑、拒不释法说理，本人认为，这是案涉法官马军心虚的具体表现，因为真金不怕火炼，真理不怕明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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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面是对应的二审裁定书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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